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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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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共3篇)

 

作者:妙观法师


《蜀中净土》编者按

  妙观法师,湖南省人,于江西云居山出家,后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研究天台教理、熟悉净土教义,曾在湖南佛学院任教多年。

  法师不仅自修精进(不论常住寺庙或外出参学,法师每天必拜佛至少500拜),而且非常注重因果教育,身体力行于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仅在川渝两地参学期间,他以个人来源,为两地的孤儿院等公益团体捐助粮食数十万斤。近来法师于各地参学之机,实地收集了非常多的“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案例;而且这些案例,除了诸多古代名人外,还有不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今知名人物。比如朱熔基、何厚铧等等,详细记录他们的祖辈慈善德行。

  以下内容分为三篇,叙述十二位古今名人,其祖德惠及后代之案例。(不少案例,妙观法师皆实地考察)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面对这类文章,不少初学佛人常问:“都说因果报应,自作自受、各人承当,为何却报及子孙后代?”这是因为没有分清楚“余庆、正庆”之故,以下三文,皆记录“余庆”;而对于何为“正庆”,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将引用了印光大师的一段关于“余庆、正庆”的文字来说明,相信大家看后对这个问题自然豁然明白。


之一

——当代朱熔基、何厚铧二位之祖上厚德,明代王稳 、晚清韩鸿翼二位之善行惠及后代。


  《易经》的坤卦文言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名句。但是圣贤的智慧之语在世人的内心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对于我们每个人,抉择怎样的人生观、追求怎样的人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将从许许多多方面选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题目来谈一谈,以此作为对抉择我们的人生观的一种思考。自古以来,为人父母的,都自然要为子孙着想。但是到底如何为后代着想、自己到底该如何做人之父辈祖辈、到底该给子孙后辈留下些什么?面对这些,却有贤者和愚夫的差别做法。古人有句话叫做:“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万世传家之宝训也。

  中国近代的长沙安沙镇有一个叫堂坡的地方 。有一位义商叫朱雨田。根据长沙市志的记载。他为人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六十七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来采访的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这位朱雨田就是后来创造过中国的经济奇迹、清正廉明的原国务院总理朱熔基的曾伯祖父

  明朝有一位叫王稳的官员。稳字邦宁,号慎庵,二十二岁中举,历官涿州学正、唐王府长史、广平府同知、南康知府、汀州知府等职。他因为善于治理。很有政绩。在任广平同知时,知府因故缺任,当地百姓数千人至都城伏阙请以王稳代任。在做汀州知府时,遇到不归他管辖的邻郡遭受大旱灾。百姓多受饥饿。王稳立即打开本府仓储,发粮食赈济灾民,但同知陈熙表示反对,王稳正色坦言:“《春秋》之义,救灾恤邻,彼民犹吾民也。”因而使得这些饥饿的百姓不致受饥荒之苦,渡过了难关。在王稳之后的几代。出了一位叫王宗沐的玄孙。大振家风。光大其族。从王宗沐开始。在浙江的临海出现一个“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盛极一时的明代王氏家族。“父子四进士”指王宗沐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宗沐一共有四个儿子,他们分别为士崧、士琦、士昌、士业。除士业贡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荣登进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抚,所以才又有了“一门三巡抚”的说法。除王宗沐父子以外。孙辈及族人中也有多人担任官职。这么多的子孙后代都能建功立业。福泽后人之前因。必推祖辈的王稳。

  清朝晚期。海南岛的文昌县。有一位非常有德的长者韩鸿翼。是崇尚儒家观念的商人。因为过于热心慈善。经常赈济当地的穷苦人。以致于渐渐的把家财耗尽了。他也被当地的人尊称为先生。韩鸿翼老先生步入晚年时。韩家景况已经不好。渐趋穷困潦倒。韩鸿翼老先生有一位儿子名叫韩教准。因为韩氏后来改姓宋。韩教准即改名宋耀如。宋耀如后来成为一名牧师。经商变得十分富有。是孙中山先生的有力支持者。宋耀如后来生了六个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安、宋子良。长女宋霭龄嫁给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二女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先生。后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三女宋美龄嫁给蒋介石。长子宋子文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次子宋子良,曾担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三子宋子安曾任中国国货银行监察、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想想一位富足的商人。却不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的享受而积财。把财富大部份奉献给了穷苦乡民。上天疼惜怜爱这样的大善人。虽然韩鸿翼老先生行善积德。一生默默无闻。但是他生前未曾想到上天赐给他的孙辈却是个个都能建树显达且闻名全国的能人。

  在当代。 人们都知道澳门特首何厚铧及其事业上的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曾祖到父亲三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何厚铧生于名门望族,由于自小家教甚严,在他的身上,没有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习气。何厚铧的父亲何贤。号称“澳门王”,在澳门非常有影响力。何贤的祖父就是一位大善人。他的祖父年轻时就外出经商。经营得法,家境渐渐好了起来。但是这位老先生乐善好施,谁家没饭吃,他送粮;谁家无衣穿,他送钱,由于有颗乐善之心,在应塘一带,口碑极佳。由于名声在外,闻讯与他做生意的人更多,他因名声好而生意兴隆,到他年老时,在生意上已很有成就。何家虽不能算富商巨贾,但在经济不甚发达的番禺,却堪称为殷实的小康人家。他去世后,乐善好施的做法仍然影响着子孙。何贤长大后,年轻时来到澳门创业,开拓了包括大丰银行在内的大批产业。何贤家族在澳门叱咤风云几十年,堪称澳门“第一家族”。而何贤做人处事的风格依然保持了祖辈的传统。就是一向保持做人就是行善的准则。何贤热心慈善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除维持镜湖医院的慈善活动外,还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赠药之需。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青州木屋区大火,两千多人无家可归。澳门各界成立了“救济青州火灾灾民酬募委员会”,何贤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会长。他带头捐了五十五间铁皮屋,又领着人们沿门劝募,不到一个月就使灾民们有吃有住了。一九六二年夏,澳门政府决定将一组租给贫民的房屋拍卖。一旦卖掉,原来的居民就要流离失所。又是何贤,自己出钱把这些房子买了下来,让原来的居民继续居住。故乡番禺仍是最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经常回乡祭祖,也经常请家乡的干部到广州晤谈,了解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他给岳溪的乡亲们捐三千元办信用社,。捐五艘机帆船。三台卡车两台拖拉机一个水电站发展农业生产,又捐一台电影放映机一个医疗站一个体育场满足娱乐健身的需要……他捐给番禺县的钱物就更多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何贤捐赠汽车七十五辆以及汽油、柴油、汽车零件等价值四十万元物资,帮助发展县交通运输事业。一九六四年,岳溪乡遇到了天灾,何贤那时即向家乡捐赠了一批日本化肥;洛溪大桥边的《大桥碑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何添和已故的何贤先生为建设该桥捐资一千七百万元。据了解,霍英东当时出资一千万港元,何贤、何添各出一百万港元,且均以物质兑换的形式来实现。今天的何厚铧家族在澳门富豪排行榜上不是第一位,但就其对澳门的影响而言是认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中,何厚铧以高票当选。同年五月二十四日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颁发任命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二零零四年九月被任命为澳门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上天给予那些真心实意积德行善的人的子孙后代的爱护是多么的深厚。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为人父母的。都恨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应该留些什么给子孙。看了这四则故事。可以给普天下的父母做借鉴的榜样。

——妙观写于2007年2月,成都


之二

——记陶澍、刘伯温、贺龙、唐英年四位之祖德


  中国古代的传说。每年过小年的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这天是灶神从天上回来的日子。因此民间都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天帝报告这户人家的善恶功过。若是积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将会令其渐渐地兴隆。若是做恶的人家。上天将会使其渐渐的衰败。《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从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民间就有了讨好灶神的风俗。但是对于王孙贾的所问。孔子给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如果是作恶的。就已经获罪于天。祈祷求福也是没有用处的。我曾读《老子》。读到“天 道 无 亲 , 常 与 善 人 ”时。十分的心悦诚服。上天并没有偏袒的心。只是爱护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将得到上天的赐与。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这个事实真相并非显而易见。也不是常人所容易明了的。所以佛家提倡因果报应之说。不知因果的人。内心常空空荡荡。以为做恶不得祸。做善不得福。因此缘故。善不欲为。恶则时而为之。知道因果报应的人。内心常充实。能够渐进地克己断恶及勤力修善。积善的人。来生后世将会得到福报。而做恶的人。来世将会得到灾殃。除此之外作善之人的福庆及作恶之人的祸殃也会波及到他们各自的子孙后代。正如《易经》的〈文言〉所说的那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及升监察御史。后在地方担任过川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道光十年。诏加太子少保,任两江总督。陶澍在为官期间。理财办案,赈灾济民。疏通河运。开拓海运。整顿盐务、兴助教育等方面既严治务实且政绩卓越。其在历史上的声名近似林则徐。清代梁恭辰在所编的《北东园笔录》里面记载了他阅览《闻见录》时所读到的关于陶澍祖上几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因此感叹“始知其积累之厚,不可不详载之以劝后人云。”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积累过许多阴德。明朝时。乡里自卫很严。有人抓住盗匪将其淹死。正遇上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经过。贼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复为贼。”伯含公为了给众人有个交待。也担心贼将来不能自食其力又复做贼。就赠给贼一条小船以作为养家糊口的资本。伯含公一生施舍过八条小船以帮助别人。他帮助的人都改行为善。伯含公出门常带一小筐。捡拾碎磁瓦砾以方便行路之人。陶澍的曾祖文衡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长者。曾经有趁着雪夜入他家里盗米的人。他跟随雪迹脚印走到贼家门前。发现贼是所认识的人。心里体谅贼家的贫苦。默默的回到自己家里。始终不提此事。三十年后,文衡公的夫人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但还是隐去了盗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隐恶扬善之德可见不一般 。有一次陶家的邻里发生火灾。文衡公的夫人以仓所存的粮食救济遭火灾者。陶澍的祖父寅亮公性情淡泊。少贪欲之心。因为没有经营。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偶然走到江边。捡到钱财。等了一整天看见一个人慌张跑来。面如土色。低头在砂砾中寻找。非常悲戚的样子。问他。回答说:“在外做工几年没有回家。家有老母亲。今积累几年的钱财回来赡养母亲却全部丢失了。所以悲伤”。问他钱财的数目。都能对上。就将钱财交还给其人。那人感激想分一半给寅亮公。寅亮公说:“我要是想分钱财。就不会等在这里了”。笑着将那人送走。到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时。义举善事也很多。陶澍的祖上几代人行善。所以安化县才出了一个陶澍。岂不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

  刘伯温。名基。浙江青田人。元代至顺四年。二十三岁的刘伯温考上进士。元至元二年。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后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有功。任太史院使、御史中丞等职。明洪武三年。受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在《明史》上说刘伯温的曾祖父刘濠。在宋担任翰林掌书。宋亡,林融起兵对抗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权。失败以后。元朝廷派使者调查记录那些参与起义者。很多人受牵连。使者住在刘濠家。刘濠灌醉使者而烧毁自家的家宅,使者来不及抢救出那些记录受牵连名单的册籍。全部都被烧毁。刘濠趁机以记录数百恶德败行之人的名册作为替代的册籍给使者交差。于是使成千上万无辜受到牵连的人都得免死。刘伯温小时候很聪明。他的老师郑复初对刘伯温的父亲说:“你的祖父道德深厚。这个孩子必定荣耀光大你的家门。”刘濠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看见没有粮食挨饿的人家。就以自家的仓储赈济他人。刘伯温的祖父刘庭槐也是一个有道德的读书人。“义孚乡里”。我读了《明史》的刘基传以后。更加相信上天的公正而并不存在偏私。因果报应之事也不是常人容易体会到的。

  贺龙。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十九岁参加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他加入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三十二岁时。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总指挥,一九二七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担任第四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等职。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 师师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入川。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一九五二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九五六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七十三岁时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贺龙一生戎马生涯,叱咤风云数十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做出重大的贡献。若翻看贺龙元帅的家史。可以发现他的祖辈有很感动人的积德行善的事迹。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十分热心公益事业。见玉泉河“奔流湍急,道路为梗”。决定捐资捐力修桥以方便过河的人。由于他仅仅是一个教私塾的文人,修桥工程浩大,以致于耗尽家财,“至斥腴亩以偿其负”。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贺龙的祖父贺良仕,为完成父亲的心愿而竭尽全力。此桥在一九一五年修建成功,命名为“永安桥”。一九五零年十月桑植县政府曾拔款重修,改名为“贺龙桥”。一九九八年。一场特大洪水将桥冲走,同年十二月桑植县人民政府又拔款按当年的原貌重建此桥。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与祖父贺良仕以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修桥济世的感人事迹。深受一方百姓的赞颂。正是贺龙的祖辈造桥济世的阴德。荫泽了作为孙辈的贺龙。造就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因果报应之事。岂能说无呢?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出身工业世家。曾就读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二十四岁时返回香港帮助父亲管理家族事业。加入政府前,他担任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他在一九八九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一九九三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二零零二年七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二零零三年八月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至今。作为“香港财神爷”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到底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他的祖辈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由江苏无锡市往东北方向四十公里的羊尖镇,有个村子叫严家桥,严家桥的唐家大院就是唐英年先生的祖居。唐懋勋(1800—1873),号景溪,是唐英年的父亲唐翔千的太曾祖父,唐氏子孙后辈尊称其为景溪公。景溪公善于经商,在无锡开设布庄。唐氏家族在严家桥的事业成功后,富不忘济国济民。热心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其家族富过三代一直延续兴盛的主要原因。在横穿严家桥小镇不到一公里的永兴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三座为唐家所建。唐家曾有一约定:“凡严家桥的公益事业,不论大小,唐姓负担一半。”唐家重视教育也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唐家创办丽新织布厂时就创办丽新子弟学校,吸收职工子女上学。后改为严家桥小学,唐家每年都有捐款。1934年,唐家出资疏浚永兴河,百姓欢呼雀跃,当地许多报纸报道了此事,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慈善事业”。改革开放以后,远在世界各地的唐家后代们纷纷回原籍投资、捐款。我常读书。发现一些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达官显贵或是巨富商贾。其风光之时要么炫富奢侈要么蓄积不露。并不肯为国家民族或是百姓大众捐资奉献。或是所捐仅九牛一毛而已。这样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其子孙后代往往没落衰竭也很快。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正是对这种富而不仁的的报应吧。唐家的子孙后代之所以和荣家的子孙后代一样延续着辉煌。都能超越富不过三代的规律。与他们家族祖辈的“富而好施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许是分不开的吧。

  古时候。穷乡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大人物。邻里乡党就会说:“他家祖上积了大德,所以子孙后代兴旺显达起来。”行善的人。上天报酬他的善。令他的来世得到尊贵安乐的果报。这是积善的本庆。他的善功还会波及他的后人。天意荣耀他的子孙后代以彰显他活在人世时的那些为人所知或为人所不知的道义事迹。这是积善的余庆。所以孔子赞颂《周易》。最初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前些天偶然读了一段关于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发现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重孝义,而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我看完生起许多感叹。想起印光大师曾说过的“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止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贱。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子孙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可能天下会趋向于更加秩序井然。这是我写的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题的文章的第二篇。愿以此文赠给普天下的为人父母者及为人子孙者。愿人人贤善,世界大同。

——妙观写于2007年3月,长沙


之三

——记杨荣、施琅、曾国藩、荣毅仁四位之祖德


  关于《易经》的坤卦文言的名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国时期的高僧印光大师曾做这样的阐述“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类似这样的道理。我在《尚书》里面也读到过。《尚书》中的《伊训》,其内容是商王太甲继位之初。辅佐过汤王的贤相伊尹谏训太甲所说过的话。其中有一句“惟 上 帝 不 常 . 作 善 降 之 百 祥 . 作 不 善 降 之 百 殃 .”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说天帝并没有固定的喜爱和厌憎。作善的人。则降给吉祥。作不善的人。则降给祸殃。《伊训》中的上帝大约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受善、恶、道德、堕落等观念的诸多影响。古代所盛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均有关于“天上的王”的思想。认为对于人间作善或是作恶的。天上的王都会对其施加影响力。“积善余庆”确是人世间的一个真理。而我所知道的“积善余庆”的事实就有许多。以下举例。以期共鉴。

  杨荣。字勉仁,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建文元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少师等职爵。死后受赠太师。是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黄金时代“仁宣之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西面的房道乡的境内。有一个万木林。它原本是杨荣的祖父杨达卿逢灾年募民“植杉一株,偿粟一斗”营造的人工林。根据明朝的杨士奇的《万木图序》一文中我们也能够读到杨荣的祖辈积德行善的感人事迹。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饥荒无法存活。乡绅杨达卿储藏谷物很富。准备打开粮仓赈灾。但担心接受施舍的人有愧耻之心。于是指着某山对众人说:“有能够帮助我出力种树的人吗?种一棵树,付给一些粮食。能帮助我出力者先付给粮食。”于是饥民争相出力。受救济的人不计其数。过了一些年。当年种下的树木长得茂盛。杨达卿指着树林对子孙说:“没想到今天这些树木如此茂盛。不要仅为了自利。将来以此树木拿来修学馆。修佛道教的寺观。修桥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可以送给他。有贫穷而想建房子和死后想要造棺木而没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给他们。”后来这片树林便被官方及杨氏宗族屡加扩大,并奏请朝廷下令封禁,历经600多年的封禁保护。到当代,万木林是我国最早(1957)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世界护林和环保的典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的官员、教授誉为“先人留下的宝贵的自然遗产”。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福建林业学校特定为“教学基地”。万木林现已成为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学与森林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重要基地。我十九岁时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弥。但那时还无知。关于万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来才知道的。过去听师傅常说起,那些尊贵显达的人,其祖辈都有异于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孙才昌盛起来。我刚才所讲关于杨荣的家世。岂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吗?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受封靖海将军靖海侯,关于施琅的身世.其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进入福建,到施琅时已历经十六代。施琅的祖父是施一举,字玉溪,生有二个儿子:长子名施大宣,是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次子即是施琅. 施琅的祖父施一举在世时,家道较富足.一生乐善好施,远近皆闻其德。明朝时,福建沿海倭寇横行,匪患很严重.海边常有尸体漂浮,因浸泡而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资财雇人打捞及掩埋这些异乡的死难者。海边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体拖出,他常加固修缮这些墓地。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万历时,晋江灾荒,施家收入减少,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施一举的夫人许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个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腾腾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想借宿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还让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当时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可怜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在这混乱不幸的岁月里.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时候有一些异相和奇迹.使他的父亲施大宣相信由于自家祖辈行善积德,感动上天,将来这个儿子或许会出人头地.光大施家.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施大宣曾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并常常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施琅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于康熙二十二年率清军收复台湾.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康熙皇帝曾将自己的御用袍赐给施琅.康熙三十五年,逝于任职期间,寿七十六岁,赠太子少傅,受赐祭葬,谥襄壮.施琅的祖父施一举积善的余庆.报应在了孙辈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岂无验证.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担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卫“孔孟圣道”为由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为敌。以读书人为骨干的湘军迅速成长,使晚清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军政的主角。位至总督、巡抚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则更多。各地的优秀人才皆投奔曾国藩,还包括如数学家李善兰、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从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等一批进步人才。曾国藩祖上原本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的六世孙出了曾元吉,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湘乡等地置有土地、房产,但是同一般家庭一样,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平均分给了六个儿子。仅留衡阳四十亩田留作养老。以后到曾元吉的儿子、孙子皆如平常。直到曾元吉的后人中出了一个叫曾玉屏的。常常“积德累仁”“救难济急”。才开始改写了曾家的命运。曾玉屏年少时。喜欢游玩。性情懒惰。大白天还睡大觉。年长的人讥讽他浮薄。将成为败家子。后来曾玉屏觉悟改过。三十五岁开始认真务农。家计也渐渐好起来。

  我在《大界墓表》里面读到曾国藩的祖父自己说过的一些话。从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为理由。为了尊重和祭祀祖先。改变以往没有祠宇的状况。主动和宗族的长者商量。发起建立祠堂并每年定时致祭。曾玉屏认为自己很早就没有读书。壮年以为耻。所以喜欢接待读书之人。常愿有学问的宿儒来自己家走访。对有品德的正人君子。尊重敬礼。不敢怠慢。对待乡邻族里“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 ,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争讼的。曾玉屏常出来主持公道。遇到无礼者则厉辞诘责。有时摆酒席请人吃饭。使相争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桥梁道路废坏无人管的。或是孤寡残疾无助的人。曾玉屏都会及时出钱出力。还认为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后再去做,“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这位曾玉屏,号星冈公。是一位有德的长者。正是曾国藩的祖父。也是曾国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曾国藩给祖父的家书上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可见曾国藩的祖父所做的。不仅仅是对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乡邻。也多有救济帮助。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国藩才发出“孙所知者,已难指数”的感慨。也许是积德累仁的缘故。曾玉屏的儿子曾麟书首先打破了其家几百年无秀才的局面。曾麟书首取湘乡曾氏家族中的第一个秀才后,生活在僻居穷乡的曾麟书家族子孙中,由此科名大开,产生了曾国藩、曾广钧两个进士,秀才、贡生、举人更是多达20余人。而曾麟书的五个儿子中。显达扬名者,除曾国藩以外。还有一个曾国荃。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他是曾麟书的第四子。因为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称其为“九帅”。 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曾玉屏的积善余庆所致。两位孙子曾国藩和曾国荃皆担任过两江总督。我从初学佛时。师傅就常对我讲“因果之事绝不虚妄。可从现实中去找寻。若不信因果。则佛也不须学”。后来因为常凭读史以观察古今。所以深信因果报应之事。

  荣智健,无锡人。一九四二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九年考入天津大学。“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四川凉山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这段经历磨练了荣智健的毅志。后赴香港发展。现任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一九七八年。荣智健仅以父亲留在香港的一百万港元的股本金。创办爱卡电子公司。一九八二年。他出售爱卡公司。获得七百五十万美元。四年资产增长五十六倍。一举成名。自此以后。荣智健屡屡创造经济奇迹。一九九八年,以八十亿港币身价荣登香港第八富豪。二零零二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皆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位。关于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来却寡于奉献的人觉醒的感人事迹。荣德生,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的民族资本家。开创过面粉厂、纺织厂等一大批产业。毛主席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德生富起来以后。他所捐献的公益事业,在当时代也可称得上属一属二。先从办学上讲。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间,创办公益小学及竞化女子小学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资,从一九一○年以后,及后来创办的公益、竞化各校,均由荣德生和胞兄荣宗敬独立承担经费。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七年,荣德生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初级中学。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治方,都是工商中学的学生。办学经费也全部都由荣德生承担。后又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主持了公益中学的复建工作,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荣德生一生用于办学的经费消耗极其巨大。数十年间开办众多的学校,在当时代是罕见的。荣先生办学之精神可谓“竭诚无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十分焦虑,为此他请专人编写了《人道须知》,阐明传统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轨范,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一九一二年,荣德生设想要建立一个图书馆,向农村青少年免费开放,作为对办学的一种补充。他花巨资购书,一九一六年创立大公图书馆。到抗战前夕,大公图书馆已收藏古籍十八万卷,对于荣德生的发心建图书馆的目的,《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跋》中对此作了回答:“德生为本乡社会教育计,已设男女初高小学凡八处,于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补助。居恒相聚,仍窃议社会之不良,而忧无以教育之。民国四年春,乃定筑一小小图书馆,本无我之旨,命名大公。”荣德生本人则说:“外人不明此意,以为粉厂要如许书籍何用,不知购存为大众计也!”一九五二年七月,荣德生逝世后,荣毅仁根据父亲生前遗命,将大公图书馆及荣德生的私人藏书,共计十一万多册,全部捐献给无锡市图书馆。另外荣德生还修建园林,免费供人参观游览。一九一二年,他开始建造梅园,梅园建成,占地八十一亩,成为无锡著名的风景区,另外,荣德生在捐桥捐路方面的贡献。更是不可胜数。一九一四年,荣德生倡议出资,修建近九公里、路面宽九米的开原路。是当时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一九一八年,荣德生又出资捐建全长三点八公里的通惠路,同时捐款建造惠农、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桥梁。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荣德生倡议和捐资修筑。至一九二九年,已先后筑路八十余里。荣德生还联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成立“千桥会”,后更名“百桥公司”,专门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桥梁.荣德生多次捐出资金与千桥会新建、助建、改建桥梁共一百零二座,其中有名称的桥梁八十八座,对于主要桥梁,荣德生还亲赴现场勘测水流、探查土质、试验桩木等。

  我以前每年都去无锡太湖鼋头渚的广福寺。都要经过新老两座宝界桥。这里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时逢荣德生先生六十寿诞,他捐出亲友馈赠的寿仪六万余元,作为在蠡湖建桥的资金,以完成他造福家乡的夙愿。桥长三百七十五米。是当时无锡最长的桥。此桥建成时,荣德生欣然命名为“宝界桥”。荣德生曾经对在江南大学任教的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这座老桥现在仍然结实牢固。钢筋水泥结构。我二零零三年就曾在这座桥上和传修法师一起放生。此桥建成的六十年后,荣德生之孙荣智健,捐资三千万元,在老桥东侧十米处,另建新宝界桥。桥长三百九十米,于一九九四年建成。“新老宝界双桥”的故事在今天的无锡是一个美谈。荣德生一生积德行善,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他还开办平民习艺所、孤儿院、残废院、妇女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发起救济苏北水灾等。当年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积德颇深”。所以荣家能够打破“富不过三代”的神话,几代人皆能建功立业。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的子孙后代留在大陆的,如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儿子.自己开拓一片新天地的当代中国首富荣智健是荣德生的孙子.在海外的荣氏后代则有拥有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荣智鑫。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是德国商界女强人。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家“智”字辈的人数众多,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传承荣家商业辉煌的坚实力量。象荣德生这样致富以后竭诚“积善”的。他的子孙后代的“余庆”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有多少和荣德生同时代的那些全国闻名的达官贵人或是富豪,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已默默无闻不能再立新功,重现祖辈及父辈的辉煌了。我想,荣家满门的昌盛应该算是《尚书-伊训》中““惟 上 帝 不 常 . 作 善 降 之 百 祥 . 作 不 善 降 之 百 殃 .”的最好验证吧。

  过去之时代。东西方的君王大多信奉佛、基督、儒等宗教及学说。所以平民百姓大多跟从奉行。宗教之扶持道德皆经历千年以上。大多也将道德观念灌输于人心。而今日之时代。传统思想在人心中几乎失势。道德观念渐渐模糊沦丧。人心随之亦盲无所从。故道德的回归。非宗教的正确引导则无法挽回。救世的学问。非因果的观念普及则无法树立。我曾读过杨昌栋的《基督教对中古欧洲的贡献》及如纪昀等一些清代名人的笔记。发现过去人的思想比之今人更趋向于道德观念,过去人的著作比之今人也更有智慧。我所写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仅从一个方面说明一个问题。所希望者。无非使自我及他人有所明了。今天中国的为人父母者。我称为断代。其大多数,以自己尚且没有受过传统孔孟之教育。也不知如何教其子女。对子女的做人方面的教育仅以自己混世的经验来启发。实在是盲目。所以我写下此文。愿举世的父母皆能善教自己的儿女。则人人贤善。盛世太平。

——妙观写于2007年3月,成都


说明:上述三篇,皆欢迎转载,但不得擅自更改任何内容,特别不得擅改作者署名。

走近智者 聆听慧音——访叶曼老师



    晌午时分,与同行念慈居士来到叶曼老师搬家前的望京住所,对其进行采访。说是采访,却实为两个对佛法怀有虔诚之心的学生来向老师求疑解惑。
   
    叶老的房子布置清雅。红木的家具,两把藤椅,藤质的桌子、椅子茶杯垫子仪亦是藤质的。午后的阳光朗朗地照在落地窗前的几盆植物上,一派生机盎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每天能听到叶老讲经说法,想必这些植物也是幸福的。

    叶曼这个名字于我最早是在三毛《送你一匹马》中见到,三毛简短提到她和叶曼老师的三次谈话。只言片语,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在不上课的日子里,母亲去寺庙烧香拜佛总要带着我,对于佛教的认知只停留在祈福平安的层面。而今日里能有幸跟叶老面对面坐着,近距离聆听她的开示,实为与佛法的因缘。可是无量无边的佛法精深奥妙,究竟要如何参、如何学,如何将信仰落实于当下,叶老告诉我:修心便是关键。
 
    人的心由于阿赖耶识的作用,堆满了妄想杂念;可是人的真如本性、般若智慧同样是这颗心在起作用,所以这就需要你转识的功夫!烦恼即菩提,但烦恼一起,心性就会被遮掩,离智慧、觉悟就远了。因此修心养性就不仅要放下妄念,而且要转妄成真、转识成智,惟有如此才能显现如如真性,才会步入般若的胜境。这些道理或许我能看懂,可是修行、修心不能光凭理入,最最对机的应当是契理的行入啊!
 
    当年佛祖在29岁辞别父母、妻儿离开皇宫,历经磨难最后在菩提树下证得人生无常,世间万事万物本性自空,皆因各种因缘聚合而成,实在是不必执着。不执着生、不执着乐、不执着法、亦不执着我。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无常,人生无常,情感无常,甚至连人的念头都在刹那变化。人一旦觉悟了就会放下欲望杂念,放下一切分别妄想。难舍能舍、难行能行,这是佛祖的伟大之处,叶老常说学佛就得有学佛的行动,得遵照佛的精神,要舍得放下。如来佛祖贵为王子,说放弃就放弃了,丝毫没有退转之心。世事无常,富贵也好、名誉地位也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人生亦是无常,生命宝贵,当好好珍惜。叶老说她不知道她的形寿哪一天会尽,因为她今年已经93岁了,她的兄弟姊妹都走在了她的前头,惟有她很乐观地活在当下,她说只要有一口气,她就要为大家讲课。愿力真大,我感觉她就是活菩萨!要不何能以93岁的高龄,离开丈夫、儿女,离开舒适温暖的家,从美国来到大陆,为众生传道布说呢?如果说修行需要取舍,淡化得失,需要一份大无畏的勇气和一份为社会担当的信念,那么叶老是做到了。在她身上,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一种至真、至性的品质,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
 
    儒、道是中华文明的根,佛家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原大地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儒、释、道三家文化互为融和、浸润,构筑了多元化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眼下称之为国学。其实国学一词早就存在,只是在那场文化浩劫中被人为割裂,弄得支离破碎,以至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灵太缺乏国学的熏染、滋养。叶老太了解当前大陆的社会现状了,所以她在居士林不单单是开示《法华经》、《维摩诘经》、还有《道德经》,而且还准备讲授《四书》。
 
    叶老早年是北大的文学才子,胡适校长亲自点名将她留了下来,学成以后又遍游西方各国,学贯中西。她精通儒释道三学,是国学大师。她讲的课、开示的佛法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每次她在居士林讲课的时候,能容纳300多人的维摩讲堂是座无虚席;甚至讲堂外面的走廊上、院子里都挤满了人。如果没有经年累月的积淀,是万万不可能有今天这般的生动、活泼。她要将她一肚子的学问、知识、人生经验在她有生之年,毫无保留地义务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众生,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多一份了解,对修行多一份认知。
 
    当我们向叶老请教: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她是这样回答我们: 命是我们的本命,运是时运。命和运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我讲生与死、苦与乐、命与运,命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可以转变自己的命。”人们常说“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实为宿命论的观点,“业由心造”讲的是业的作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因果法则是亘古不变的,善的因获得的是善的果,甚至一念善良的愿望都会令你心地清净、欢喜无比。叶老说佛法里从来不叫人去算命,算命问什么,问过去?过去已经知道了,未来?未来在自己手中,就看你怎么去做。曾经有人说我只能活到70岁,但你们看我已活到了今天。《了凡四训》里的丁老爷,努力积善行德,三年之中,与夫人一起做了一万件善事,后来不也改变了自己的时运吗?算命先生说他命里没有儿子,但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不但得了儿子,还进官加爵了呢!所以“命自我立”的道理,正是“心能造作一切业,由心故有一切果,如是种种诸心行,能生种种诸果报”。
 
    佛经里的一些思想,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和感悟,提升和净化了我们的心智。佛教更是一种关于道德的完美教育,能使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更加和谐。叶老淡定告诉我们:人生就好像一个原野,虽然有过红花绿叶般春天的繁荣,可也会有肃杀凋零的残冬。世事无常,勿论富贵也好,贫贱也好,都要看得清楚明白,要永远抱定、行持一颗如如不动的真心。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西下,看到叶老没有停歇地讲了近四个小时,我和念慈都有点不忍,赶紧告辞,叶老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几次想问叶老如此高龄,可皮肤为何还能这么白皙、干净?叶老笑着告诉我,她从8岁就开始吃素,一直到现在。真是一位活菩萨啊,热爱一切有情众生。我记得叶老曾告诉三毛“如果有一天,你在佛学里看到的是红红的太阳从海里升起,而不是退隐山林,你才了解什么是佛学。”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佛法的清凉、佛法的入世、以及佛法的慈悲。文以究理,贤以成事;有智无行说食不饱;有行无智,歧途亡羊。文贤书院恰恰印证了叶老积聚文殊菩萨的智慧及普贤菩萨的行愿;有如一盏明灯,照耀于滚滚红尘,劝化、度脱无数有缘之人!
 
    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我们感念叶老的慈悲济世,简直就是一位示现的活菩萨!在此我们深深顶礼,并深情祝愿老先生身体健康,平安吉祥!
 
 
                                                                          念慈 冬晴

                                                                        2007925

统计学经典教材(zt)

最近搞随机数分析,涉及到较多的统计学知识,为此特地搜罗了些推荐书目。

统计学读物推荐
  
  一、统计学基础部分
   1、《统计学》 David Freedman等著,魏宗舒,施锡铨等译 中国统计出版社    据说是统计思想讲得最好的一本书,读了部分章节,受益很多。整本书几乎没有公式,但是讲到了统计思想的精髓。
   2、《Mind on statistics(英文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只需要高中的数学水平,统计的扫盲书。有一句话影响很深: Mathematics as to statistics is something like hammer, nails, wood as to a house, it's just the material and tools but not the house itself。
  3、《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英文版.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看了就发现和国内的数理统计树有明显的不同。这本书理念很好,讲了很多新的东西,把很热门的Bootstrap方法和传统统计在一起讲了。Amazon上有书评。
  4、《Business Statistics a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影印版)》 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实务中很实用的东西,虽然往往为数理统计的老师所不屑
  5、《Understanding Statistic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影印版)》 中国统计出版社
  和上面那本是一个系列的。老外的书都挺有意思的
  6、《探索性数据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 和第一本是一个系列的。大家好好看看陈希儒老先生做的序,可以说是对中国数理统计的一种反思。
  7、 数理统计引论
  著译者: 陈希孺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数理统计学简史》陈希孺
  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魏宗舒
  
  二、回归部分
  1、《应用线性回归》 中国统计出版社
  还是著名的蓝皮书系列,有一定的深度,道理讲得挺透的。看看里面对于偏回归系数的说明,绝对是大开眼界啊!非常精彩的书
  2、《Regression Analysis by example (3rd Ed影印版)》
  这是偶第一本从头到底读完的原版统计书,太好看了。那张虚拟变量写得比小说都吸引人。没什么推导,甚至说“假定你有统计软件可以算出结果”,主要就是将分析,怎么看图,怎么看结果。看完才觉得回归真得很好玩
  3、《Logistics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 王济川 郭志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不多的国内的经典统计教材。两位都是社会学出身,不重推导重应用。每章都有详细的SAS和SPSS程序和输出的分析。两位估计洋墨水喝得比较多,中文写的书,但是明显老外写书的风格
  
  三、多元
  0、《多元统计分析引论》张尧庭,方开泰著 科学出版社
  1、《应用多元分析(第二版)》 王学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现在好像就是用的这本书,但是请注意,这本书的亮点不是推导,而是后面和SAS结合的部分,以及其中的一些想法(比如P99 n对假设检验的影响,绝对是统计的感觉,不是推推公式就能感觉到的)。这是一本国内很好的多元统计教材。
  2、《Analyzing Multivariate Data(英文版)》 Lattin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本书有很多直观的感觉和解释,非常有意思。对数学要求不高,证明也不够好,但的确是“统计书”,不是数学书。
  3、《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5th Ed影印版)》 Johnson & Wichem 著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个人认为是国内能买到的最好的多元统计书了。Amazon 上有人评论,评价很高的。不过据王学民老师说,这本书的证明还是有不太清楚,老外实务可以,证明实在不咋的,呵呵
  
  四、时间序列
  1、《商务和经济预测中的时间序列模型》 弗朗西斯著
  Amazon 上五星推荐的书,讲了很多很新的东西也非常实用。我看完才知道,原来时间序列不知有AR(1) MA(1)啊,哈
  2、《Forecasting and Time Series an applied approach(third edition)》 Bowerman & Connell 著
  本书的主讲Box-Jenkins(ARIMA)方法,附上了SAS和Minitab程序
  
  五、抽样
  1、《抽样技术》 科克伦著 张尧庭译
  绝对是该领域最权威,最经典的书了。王学民老师说:这本书不是那么好懂的,数学系的人,就算看得懂每个公式,未必能懂它的意思(不是数学系的人,还是别看了吧)。
  2、《Sampling: Design and Analysis(影印版)》 Lohr著 中国统计出版社
  讲了很多很新的方法,无应答,非抽样误差,再抽样,都有讨论。也很不好懂,当时偶是和《Advance Microeconomic
  Theory》一起看的,后者被许多人认为是梦魇,但是和前者一比,好懂多了。主要还是理念上的差距。我们的统计思想和数据感觉有待加强啊
  
  六、软件及其他
  1、《SAS软件与应用统计分析》 王吉利 张尧庭 主编
  好书啊!!!!
  2、《SAS V8基础教程》 汪嘉冈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主要讲编程,没怎么讲统计。如果想加强SAS编程可以考虑。
  3、《SPSS11统计分析教程(基础篇)(高级篇)》 张文彤 北京希望出版社
  当初第一次看这本书,发现怎么几乎都看不懂,尤其是高级篇,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4、《金融市场的统计分析》 张尧庭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老师到底是大家,薄薄的一本书,言简意赅,把主要的金融模型都讲清楚了。看完会发现,分析金融单单数学模型还是纸上谈兵,必须加上统计模型和统计方法才能真正应用。本书用的多元统计(代数知识)比较深。
  
  其它
  Common Errors in Statistics : (and How to Avoid Them)
  Good P.I., Hardin J.W.
  John Wiley & Sons; 2003; 240стр.; ISBN: 0471460680

《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的影响(zt)

一、一部奇特的藏文经典

    这部经典无论是书名、内容,还是在西方的影响都十分独特。《度亡经》是古代印度的一部经典,系8世纪莲花生时代创作的,传入西藏,被翻译成藏文,名《中阴得度》(Bardo Thodol),朗达玛灭佛时被埋藏于地下,成为“伏藏”,后由仁增噶玛宁巴(Rigzin Karma Ling-pa)从色丹(Gser-ldan)河畔的甘布达(Gampodar)山掘出。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将《度亡经》传入西藏后,藏族高僧将其翻译成藏文,名《中阴闻教得度》(Bardo Thodol),20世纪20年代,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和美国学者伊文思·温兹(W.Y.Evans Wentz)合作将其翻译成英文,名《西藏度亡经》(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传入西方,成为在英语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最著名的藏传佛教经典,西方人由此窥见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之一斑。可以说,《西藏度亡经》的翻译和传播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一个典型个案。

    中阴在藏文中称为Bardo,是指“一个情境的完成”和“另一个情境的开始”两者之间的“过渡”或“间隔”。Bar的意思是“在……之间”,do的意思是“悬空”或“被丢”。Bardo一词因《中阴闻教得度》一书的风行而闻名。(索嘉活佛著、郑振煌译:《西藏生死之书》,汉译本,第12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中阴得度》,或作《中阴闻教得度》,顾名思义,就是人在已离开人世之后,尚未投生之前这个名为‘中阴’阶段之间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对他诵读这部经典,即可使身在‘中阴’境中的亡灵,解除种种‘中阴险难’的恐怖,乃至证入不生不灭的法身境界或得报身佛果,以了生死轮回之苦,至少亦可得到上品的化生或转生,以免落入饿鬼、畜生、地狱等三恶道中。”(徐进夫:《西藏度亡经》前记)“按照佛教的观点,生命系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意识境界所构成。最初一个境界是‘生有意识’或‘出生意识’,最后一个境界是‘死亡之际的意识’或‘死亡意识’。介于这两个境界之间,由‘旧’变‘新’的一个境界,叫做‘中阴’(the Bardo)或‘中有’(Antarabhara)境界,分为三个阶段,藏名叫做临终(Chikhai)、实相(Chonyid)和投生(Sidpa)中阴,分别代表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吴卓飞:《西藏度亡经》前言,第13页)总之,“《中阴得度》是为死者或濒临死亡的人而写的书。它与《埃及度亡经》相似,都是用以指引死者处在中阴身(Bardo)的状态时――亦即在介于死亡与再生的49天期间――如何自处的典籍”。(荣格:《<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以前,传统的藏族学者并没有听说过《西藏度亡经》(或以此为书名的藏文译本)。了解宁玛派著述的学者熟知一本名为《中阴得度》的藏文书;他们将它视为宁玛派喇嘛关于丧葬的一本著述。伊文斯-温兹著作中的藏文译文只是著名的丧葬风格著作的一部分。(《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藏度亡经》的英文译者是达瓦桑珠,美国学者伊文斯·温兹只是编辑出版者。《西藏度亡经》的英文版面世后,在西方引起轰动,多次再版,从而奠定了伊文斯·温兹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甚至造成错觉,许多人误认为温兹是《西藏度亡经》的译者或作者。温兹本人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功,他说:“我只不过是《西藏度亡经》的编者而已。本书之所以能够与大家见面,主要的功德自然应该归于它的译者、已故格西喇嘛达瓦桑珠,他是当今西藏兼通西藏秘学和西方科学的大家。”(温兹,第一版序,1927年)“这个手稿的翻译工作,完全完成于编者旅居锡金的甘托克之时,但是主要功绩应归于其译者已故的达瓦桑珠喇嘛。……这位喇嘛对于编者在这件工作中所担任的角色作了一个非常适当的结语,说编者是他的活字典。实在说来,编者除了在这方面稍尽绵薄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可言,因为他对藏文的认识几乎不值一提。”(《度亡经》,240页)伊文斯·温兹在该书的导论中说:“达瓦桑珠是《中阴得度》的译者,在锡金甘托克译文成形的过程中,他将译文口述给编者。这位喇嘛认为,如果没有对《中阴得度》深奥和象征性的部分作注释性评论,其英文译本根本就不该出版。他认为,这不仅可以帮助判断译文,而且可以与他已故上师的愿望一致,对由先师传授给他的大圆满派的神秘口头传说译成的欧洲语言译本表示尊敬。最后,译者上师传给译者的解释再传给了本书编者,并记录于此。编者的任务是把所接受的注释与书中内容联系起来,并使之系统化,有时作一些补充,在广泛分散的资料中合并同类材料,目的在于使注释对于西方人而言更加明白易懂,因为这本书的注释主要是目的只在于将心理学和《中阴得度》的特别教诲传给世人,像译者当初从上师处接受一样,只负责传授,而不在解释时提出疑问。如果批评家们提出,编者是从相信《中阴得度》的北传佛教徒的立场上,而不是从也许不相信至少其中一部分的基督教徒的立场出发,来解释该书的,编者也并不打算向提问者道歉;因为编者无权改用其他方式去解释这些上师的教诲。人类学关心存在的事物;所有不持任何宗教偏见的比较宗教领域里真诚的研究者,总是希望能积累科学数据,有朝一日能使未来的人类发现真理本身――所有宗教及其所有教派最终承认宗教的本质和信仰的广泛性。” 当代美国藏传佛学专家罗佩兹(Donald S.Lopez,Jr.)指出:“这条非凡的注释完成了多项任务。首先,它决定了导论内容的权威性,因为读者并非向伊文斯-温兹而是向《中阴得度》的译者西藏喇嘛学习。正是喇嘛的口头传授为伊文斯·温兹提供了文字的基础。的确,它通过乞求正统力量将导论的权威性提高了一个层次,宣称对本书的解释乃是来自于喇嘛自己的上师,它首先被传给卡孜达瓦桑珠,然后传给伊文斯-温兹,按上师授徒的传承传统传给信徒。然后,伊文斯-温兹的绝大部分作用,正如在他自己为该书第一版写的序中所说的,仅仅是作为喇嘛的传声筒,‘在广泛分散的资料中合并同类材料,目的在于使注释对于西方人而言更加明白易懂,因为这本书的注释主要是给西方人读的。’他说这位已故的喇嘛称他是自己的‘英文活辞典’。正如我们所见,有不少同样的情况,尤其是在有关业和再生的理论方面,在有关象征主义方面,书中解释明显背离了《中阴得度》的本来内容,由于有了这位喇嘛和喇嘛的喇嘛的认可,注释就有了权威性。因为伊文斯宣称自己有圣徒的地位;他提出这一教诲‘无论在此处还是在有关的注释中所表达,他的目的只在于将心理学和《中阴得度》的特别给西方人读的。译者也感到,如果没有导论等的保护,《中阴得度》译本会被误解和误用,尤其是被那些出于某种打算对佛教教义不利的人误用,或被意图对北传佛教各派教义不利的人利用。他也认识到了,发表一个怎样的导论可能会招来相反的批评,也许在这方面,导论是哲学的折衷主义的结果。编辑所能做的,只是在这里表明态度,正如在本序言中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无论在此处,还是在有关的注释中所表达,他的教诲传给世人,像译者当初从上师处接受一样,只负责传授,而不在解释时提出疑问,’因此,尽管还不清楚他在这里参考的是西藏喇嘛还是印度教的圣人,他自己给了自己作为这些上师们学生的权利。同时,在最后一段,他又承认学者——即涉及‘存在的事物’的人类学家的权威性,不涉及任何特殊信仰的文章。因而,他声称自己既有东方宗教(通过西藏喇嘛)的权威,又有西方科学(通过他的牛津学位)的权威。他的任务在于积累有朝一日能导致所有宗教及其教派能发现宗教本质的科学数据。可以说,通过这种方法,他,就是通灵学本身”。(《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中阴得度》的英文版即《西藏度亡经》成书于20世纪初,它是藏族喇嘛与美国学者密切合作的结晶。1911年,温兹从大吉岭不丹巴斯蒂寺的红帽卡吉巴派的一位青年喇嘛那里得到了《中阴得度》手稿,据这个喇嘛称,这是他家时代相传的宝物。1919年,受温兹的委托,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在位于锡金甘托克的敕立波提亚寄宿学校(The Maharaja's Bhutia Boarding School)的校长任内开始将其翻译成英文。达瓦桑珠和温兹是《中阴得度》西渐的先驱者。译者喇嘛卡孜·达瓦桑珠,1868年6月17日出生于西藏一个藏族农奴主家庭。1887年12月-1893年10月,住在不丹的巴萨道(Buxaduar),任英国政府的翻译,后来曾任西藏噶厦政府的译员。曾为法国藏学女杰亚历山大·大卫·妮尔担任英文翻译。1906年受锡金国王委派,任甘托克学校校长。1920年后被任命为加尔各答大学的藏文译师。由于不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1922年3月22日病逝,享年55岁。当时,达瓦桑珠是《中阴得度》英文翻译的最佳人选,正如温兹所说:“由于他本人是一位颇通西方学术的学者,故而不厌其烦地使我能够以欧洲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复述东方的观念。”(温兹,第一版序)“译者在喇嘛教方面所受的深切训练,他对莲花生大师‘大圆满派’高等瑜伽教义的虔信,他对他在不丹的上师所教导的密学所得的实际认识,以及他对英、藏两种文字的驾驭裕如――所有这些,无不使我认为,在这个世纪之中,即使再有一位学者出现,比本书实际译者对他都应有所感激;因为他已在这里将一直封锁着的西藏文献和北传佛教的宝库为西方人开放了一部分。”(《度亡经》,241页)
    编者瓦尔特·伊文斯·温兹(Walter Evans Wentz),1878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Trenton)。早年对其父图书馆中关于招魂术方面的书感兴趣,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著名的通神论者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的《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 )和《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受到通神论的影响。他是藏族喇嘛达瓦桑珠的入室弟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温兹来到加尼福尼亚。1901年,他在当地加入了通灵学会美国分会。后来到牛津耶稣学院学习凯尔特民俗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名称取自他母亲家族的一个家庭,因而改名为瓦尔特·伊文斯-温兹。在完成《凯尔特乡村的神仙信仰》的论文后,他开始环球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希腊,大部分战争时间是在埃及度过的。从埃及出发,他先到斯里兰卡,后来到了印度。在印度,他造访了设在阿达亚(Adyar)的通灵学会总部,见到安妮·贝珊。在印度北部,他向各位印度教上师,特别是斯瓦密·萨特亚南达(Swami Satyananda)学习。1919年,他到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的大吉岭。他从不久前刚从西藏回来的一名英国官员处得到了一些藏文书,并带着一封地方警察主管写的介绍信,将这些书带到了在甘托克的锡金大君的儿童学校的英文教师处,在此结识了教师卡孜达瓦桑珠。此后两个月,温兹每天早晨学校上课之前都要去找达瓦桑珠。1935年,在卡孜达瓦桑珠去世后,伊文斯·文斯回到大吉岭,雇了3名锡金藏族继续为他翻译其他书。这些书后来以《西藏大解脱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为名出版。他一直是一位通灵者,后来写过各种各样和通灵有关的出版物。他一生中的最后23年在圣迭戈的克斯通饭店度过。在加尼福尼亚的恩西尼塔(Encinitas)的斯瓦密·约加南达(Swami Yogananda)的自助会(the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他度过了最后数月。温兹一生根据喇嘛的译文所编写的关于藏传佛教著作共有4部,除《西藏度亡经》外,还有《西藏大瑜伽师米拉日巴》(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a)(1928年),《西藏瑜伽与秘密教义》(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1935年),二者均以卡孜达瓦桑珠的译本为蓝本;《西藏大解脱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1954年),以3名锡金人提供的译本为蓝本。

 
 
 
 
二、在西方世界的“转世”

    《中阴得度》传入西方后,其中所反映的藏人的全新的死亡观念和对待死亡的乐观态度受到了惧怕死亡的西方人的极大的关注。自1927年其英文版《西藏度亡经》问世以来,在西方世界相继出现了10多种“转世译本” (version of reincarnation)。

    1、《中阴得度》(Il libro tibetano dei morti{Bardo Todol}),图齐(Giuseppe Tucci),Milano:Bocca1949年,1972年重印。

    2、里瑞、梅兹勒、阿尔伯特(Timothy Leary,Ralph Metzner,and Richard Alpert):《幻觉经历――以西藏度亡经为蓝本的一部指南》(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 A Manual Based on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新泽西斯达德尔出版社(Citadel Press)1964年版,1983年第2版。

    3、《原始的美国度亡经》(The Original American Book of the Dead),加尼福利亚(Gateways/IDHHB Publishers)1974年版,1990年修订版。

    4、弗兰西斯卡·弗雷曼德尔(Francesca Fremantle)和曲嘉仲巴(Chogyam Trungpa )翻译的《西藏度亡经――中阴闻教得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The Great Liberation through Hearing in the Bardo),1975年加尼福利亚香巴拉出版社出版。1992年版: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The Great Liberation through Hearing in The Bardo.by Guru Rinpoche according to Karma Lingpa.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by Francesca Fremantle and Chogyam Trungpa.――见《香格里拉的囚徒》76-78页

    5、《西藏度亡经的秘密教义》(Secret Doctrines of the Tibetan Books of the Dead),劳弗著(Detlef Ingo Lauf),德国Aurum Verlag出版,Graham Parkes英译,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1977年版,1989年重印。

    6、《西藏本教――西藏本波教徒的丧葬仪轨》(Tibet Bon Religion:A Death Ritual of the Tibetan Bonpos),莱顿:E.J.Brill,1985年。

    7、索嘉活佛(Sogyal Rinpoche)撰写《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旧金山哈伯科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1992年出版。――见《香格里拉的囚徒》78-80页

    8、白玛桑巴瓦(Padma Sambhava)著、噶玛宁巴(Karma Lingpa)发现、罗伯特·瑟曼(Robert A.Thurman)翻译的《西藏度亡经》(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Libera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in the Between),1994年纽约班唐图书出版公司(Bantam Books)--见《香格里拉的囚徒》第2章,80-84页

    9、《三乘――佛教评论》(Tricycle:The Buddhist Review),Buddhist Ray,Inc.第6卷,第1号,1996年秋。

    10、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翻译、瓦尔特·伊文斯·温兹(Walter Y.Evans-Wentz)编辑的《西藏度亡经》,1927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中,达瓦桑珠-温兹版影响最大,该书全名为《西藏度亡经或关于中阴的死后体验,以喇嘛卡孜达瓦桑珠的英文译本为据》(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r the After-Death Experiences on the Bardo Plane,according to Lama Kazi Dawa-Samdup's English Rendering),“达瓦桑珠-温兹版,是第一种、也是最著名的一种版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后该书各种各样版本的正根,即使是所谓的藏文‘原本’,实际上也是由它演变而来。它导致以后许多转世版本的出现”。 “1919年以来,作为《西藏度亡经》的转世,在几乎一个世纪里,它在西方一次次被人们发现;对这本书的重大发现共有5次(还有若干次较小发现)。就某种程度而言,每次发现都适逢其时。这些发现极大地满足了‘中阴得度’注定要满足的不同需要。……自从该书1927年首次以英文本形式面世以来,作为永恒世界的精神经典,它一直长盛不衰。在不同的领域,服务于广泛的用途。和曾经为之服务的几百年前的西藏相比,它与20世纪欧美文化时尚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洛佩兹)《西藏度亡经》自1927年初版后,先后于1936年,1948年,1955年,1959年,1960年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其他欧洲语言出版。自1927年以来,仅各种英文版就已售出525,000多本。三、西方人的死亡“圣经”

   自《西藏度亡经》传入西方后,西方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佛学家都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中,伊文斯·温兹、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德国喇嘛戈文达(Lama Anagarika Govinda)和约翰·伍德诺夫爵士(Sir John Woodroffe),对该书的翻译、评论和阐释在西方影响较大。荣格说:《中阴得度》“观念雄伟,问题不凡”。“此书的教导切合人性,对灵魂的奥妙更有深刻的省察”。“自从《中阴得度》出版(1927年)以来,它一直是我常年不变的随身伴侣,不但我的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它,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它。” “这本书所带来的信息是,‘死亡的艺术’不仅跟‘生活的艺术’或‘出生的艺术’同样重要,且为‘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和圆成。”(伊文思·温兹,第二版序)荣格写道:它“提供的是向人类而不是众神或原始野蛮人讲述的一种明白易懂、仅能用理智理解的哲学。这种哲学包含着批判性的佛教心理学的精华。我们可以说,此书的雄伟岸然是无与伦比的”。“它们是如此的详细和彻底地适应在死亡的人的条件下的明显的变化,以至每一位严谨的读者都必定要自问,这些聪明的老喇嘛究竟是否能够看见第四维空间,是否能够揭开最伟大的生命的秘密的面纱”。“本书的训诫功能,也正是想帮助死者获得解脱”。“我相信学者只要睁开眼睛,阅读此书,并且不心怀成见的话,他一定可以大有收获”。“《中阴得度》原本是密教的典籍,即使到了今天,不管有多少种注解出现,它的性质依然未变。何以故?因为此书只有对带有精神理解能力的人,才愿开放”伊文斯·温兹说:“本书译者,已故格西喇嘛达瓦桑珠,指导编者从事西藏研究工作的其他饱学喇嘛,以及本书编者本人所抱的一个热望是:希望西方能在此等密教教理,及其本身的基督教化的许多原则帮助之下,重新编组并实地练习‘死亡的艺术’以及‘生活的艺术’”。(温兹,第二版序)“本书将一切伟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带给如今转生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人类家庭的每一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直到现在唯有东方人民通晓的‘死生之学’。”(温兹,第三版序)“不但要使东西方人民之间获得一种更佳的了解,同时还要纠正人们,尤其是整个西方人士,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生死――缺乏正知,不加闻问的态度”。(温兹,普及版序)
    伍卓夫(Sir John Woodroff)说:“本书的正文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本讨论死亡艺术的书;因为死亡跟生活一样,也是一种艺术,虽然,此二者往往皆非易事。孟加拉人有一句俗语说:‘若人不知如何死,礼拜苦行有何益?’第二、它是一本宗教上的临终治疗手册,一种以死亡仪式祛魔、教示、安慰以及砥砺即将去过另一种生活之人。第三、它描述亡灵面临中阴时期的经验,并在这段期间对他有所开导,因此,它也是一本‘旅行者的彼岸世界指南’”。(伍卓夫:《西藏度亡经》前言,汉文版,第13-14页)

    当代西方学者对《西藏度亡经》的评价也很高。彼得·比夏普(Peter Bishop)在《权力之梦――藏传佛教与西方的想象》一书中写道:《西藏度亡经》是20世纪到达西方的最重要的东方神圣文献之一。它向西方人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意识景象。它树立了一种模范的标准,以此来衡量其他论述死亡艺术的古代文献。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写道,受人尊崇的《埃及度亡经》与这部西藏文献比较,只是“一盘粗糙的大杂烩”。我们都听说它是作为一幅“意识地图”、作为一部“神圣技术的手册”、或作为一部“更高的现实层面的手册”被查询的。就像最佳的旅行向导,它限定路线并指出沿途的注意事项。马莱尼(Maraini)称它为“彼岸世界的一部旅行指南”。《西藏度亡经》向我们馈赠的是死亡迷宫的一幅地图和指导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道路的一条路线。他说,这部西藏文献的到来,也与西方关于喜马拉雅山区的原始猩猩类动物雪人的一种迷惑相一致。这两种想象,即中阴和雪人,表明了当时在西方关于西藏的幻想中的极端倾向。西藏文化和宗教很快就在西方人的眼中失去了其矛盾心理,并且成为所有已经在“堕落的”、工业化的西方消失了的一种日益增长的标准模式。 洛佩兹说:“《西藏度亡经》的出版,是与西方人对精神的权威和向导的一种渴望相一致的。《西藏度亡经》确实像一部手册、一部旅游指南,但是是由“全知的贤哲”撰写的。像一切游记一样,叙述的风格增强了它的真实主张。它是用直接经验的语言和一个故事的形式撰写的。《西藏度亡经》被称为关于死亡科学的一部教科书。它也是关于永恒、长生不老的科学的一部教科书。科学和古代智慧的幻想都汇集在这部文献上。现代医学科学长期向死亡宣战,正如死亡确实也长期提供了大多数宗教的中心神话”。(《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第2章)

    参考文献:

    1、《西藏度亡经》的各种版本。新中国成立前,有汉译本《中阴救度密法》印行,但是掐头去尾,系用密宗上师的口气以文言翻译,文字艰涩;台湾学者徐进夫于1982年完成该书的白话文全译,由台湾天华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1995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在大陆出版徐进夫的汉译本。

    2、《西藏生死书》,索嘉仁波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

    3、《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第2章,洛佩兹著(Donald S.Lopez,J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9年。

    4、《力量的梦幻――藏传佛教与西方的想象》(Dream of Power,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第6章,彼得·比夏普(Peter Bishop)著,伦敦阿特龙出版公司(The Athlone Press Ltd)1993年版。

    5、《天鹅是怎样飞临湖泊的》(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第285-287页,里克·费尔兹(Rick Fields)著,香巴拉出版社1981年版,1986年修订再版。

    6、《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商务印书馆,

    7、《<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荣格,见荣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8、《西藏的宗教与西方的想象――度亡经的翻译与阐释》(Tibetan Religion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ooks of the Dead),网上资料。

孙立平:最大的威胁 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贴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